第二章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作者认为，刑法学的本体是刑法解释学，解释主体、解释目标、解释方法等问题都与罪刑法定原则密切相关。例如，立法者解释刑法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客观解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的是何种类推解释？如何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其他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否当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如此等等，都是需要研究与解决的问题，此外，就刑法明文规定的正当化事由而言，应否禁止目的性限缩，也需要展开讨论。

关于立法者解释刑法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作者认为立法解释的逻辑是谁制定法律谁解释法律，便得制定法律之外的人不能根据文字的客观含义理解法律。这种做法必然导致人们不信赖事先制定的法律，损害法律的权威。以广告为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各类广告，可是当人们看到广告最后一句“本广告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属于经营者”或者“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属于举办者”时，便开始怀疑广告内容的真实性，甚至断定广告内容是虚假的。法律何尝不是如此。如果立法机关解释法律，人们便不能预测立法者将会对法律作出何种解释，因而不会确信法律。这便有损法律的权威，也限制了国民的自由，因而与法治相违背。

 关于类推解释的问题，作者认为，刑事司法中变相的类推解释最主要表现是整体思维。亦即，只从整体上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值得科处刑罚，而不具体判断该行为是否完全符合拟适用的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客观不够主观补”（不符合客观要件时，以主观恶性严重为由予以定罪处罚）“主观不够客观补”（不符合主观要件时，以客观危害严重为由予以定罪处罚）、“形式不够实质补”（不符合构成要件时，以社会危害性严重为由予以定罪处罚）等现象时有发生；当行为并不具备法条所规定的某一构成要件要素时，司法机关可能有意忽略该构成要件要素。变相类推解释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以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的规定为根据减少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降低犯罪的成立标准。作者并认为，对于构成要件的解释存在分歧的场合，主张无罪的一方不宜轻易指责对方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换言之，在遇到争议问题时，争论各方应就争议的焦点本身展开讨论，而不宜抽象地从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进行讨论。

关于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别，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1）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没有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而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2）从概念的相互关系说，扩大解释时没有提升概念的阶位；类推解释是将所要解释的概念提升到更上位的概念作出的解释。（3）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4）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划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而将其作为处罚对象。（5）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而类推解释超出了公民可预测的范围。

至于其他解释，作者认为，一般不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但是，结论也不必然是合理的，也有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例如，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遗弃罪界定为亲属之间的遗弃行为就是不合理的。遗弃罪的保护法益是被害人的生命安全，并非家庭成员间的伦常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抚养呈现出社会化的趋势，各种养老院和福利院成为专门的社会抚养机构，非家庭成员间的遗弃以及不履行救助义务的遗弃行为客观存在，在些情况下，应当作出同时代的解释，使刑法实现保护法益的目的。因此，对于非亲属之间的遗弃行为，也应该认定为遗弃罪。

第三章罪刑法定与分则概念，作者认为，贯彻罪刑法定解释的关键之一，是禁止类推解释。而所谓禁止类推解释的关键，是禁止对刑法分则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进行类推解释。作者为此选取了九个概念，汽车、印鉴、猥亵、同居、财物、毁坏、伪造、卖淫、淫秽物品等并一一以案说法。

如破坏拖拉机的刹车装置制造行车事故隐患案，能否将大型拖拉机解释为汽车，适用《刑法》第116条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作者认为将大型拖拉机解释为汽车，的确会让人产生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感觉。但作者认为，可以进行这种解释。理由是一些大型拖拉机与卡车越来越难以区分，根据国家标准对汽车的定义，明显可以包括大型拖拉机。且大型拖拉机的行驶，同样关系公共安全，将其解释为汽车，不会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更没有将不值得处罚的行为以犯罪论处。

如行为人签发与其预留签名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194条票据诈骗罪规定的“签发……与其预留的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质言之，签名是否属于印鉴？作者倾向于对印鉴作扩大解释，使之包括签名式样。作者认为，所谓预留印鉴，实际上就是出票人事先在银行留下的某种痕迹，由银行审察某种支票是否由出票人所签发。所以，预留签名式样与预留印章底样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一般国民也不会认为二者存在实质差异。与此相联系的是，预留密码也应认定为预留印鉴。作者认为，对刑法用语的解释，不仅要考察其原本的意义，而且要了解其扩展的含义；不仅要考察其字面含义，还需要以社会生活事实为根据。刑法用语的字面含义与刑法规范指称的行为类型并不完全等同。刑法描述的犯罪行为类型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所以，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必然促使刑法人对刑法用语进行新的解释，以实现刑法的正义性。

如妇女强奸男童案，如何理解《刑法》第237条的猥亵？倘若认为猥亵只是狭义性交以外的行为，那么，案例中宋某与13岁少年发生性交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倘若认为猥亵也可能包括狭义性交行为，则宋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作者认为，我国的刑法理论习惯于使犯罪之间形成对立关系，避免犯罪之间的包容关系，从而区分此罪与彼罪。由于强奸罪是强制性交的行为，所以认为强制猥亵妇女罪只能是性交以外的行为，进而认定猥亵儿童也都只能是性交以外的行为。但是，这样的结论难以让人接受。倘若宋某和吴某实施性交以外的猥亵行为，宋某无疑构成猥亵儿童罪，而宋某与吴某发生性交，反而不成立犯罪。这是正义的刑法不能容忍的结论。作者认为，从理论上看，将与幼男发生性交的行为解释为猥亵行为，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即使对猥亵概念不作规范性解释，而按照汉语词义理解为淫乱、下流的语言或动作，那么，不正当的性交应当是最淫乱、最下流的行为。从规范意义上讲，猥亵行为本来是包括强奸行为的，只是刑法对强奸罪有特别规定，所以不将强奸行为认定为猥亵罪；关于猥亵罪的规定与关于强奸罪、奸淫幼女罪的规定，实际上是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的关系；特别法条没有规定的行为，就可能属于普通法条规定的行为。所以，认定上述宋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是体系解释、当然解释的合理结论，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如破坏军人婚姻案中，如何理解《刑法》第259条中的同居？质言之，同居与通奸的界线何在？由于男女双方自愿发生一次性交，也可能被人们称为“同居”，故对本条中的同居的解释，依赖于论理解释，依赖于处罚范围的合理确定。合理的结论是，同居是介于通奸与事实婚姻之间的一种行为状态。既需要有通奸的行为，也必须有其他共同生活的事实。关键是如何理解“共同生活”。可以肯定的是，“共同生活”不是指单纯的共同性生活。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有长期、多次发生性关系的事实。第二，有共同居住的事实。第三，在经济上或者生活起居上有共同关照的事实。

再如，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的文字表述，盗窃、诈骗罪的对象为“财物”，将财产利益纳入财物中，是否属于类推解释？所谓财产性利益，大体是指狭义（普通）财物以外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积极财产的增加与消费财产的减少。例如，使他人负担某种债务（使自己或第三人取得某种债权），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不限于民法意义上的债务），使债务得以延期履行，如此等等。作者的观点是，作为盗窃、诈骗罪对象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理由：首先，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是侵犯财产罪，反过来说，刑法分则第五章的目的在于保护财产。刑法分则第五章的标题，指明了其保护的法益为财产。“财产一词在各国立法和法学著作中，往往具有多重含义。现代社会对财产的衡量，已由对实物的占有让位于主体实际享有的利益的多寡，财产权表现为庞大的权利系统，并可抽象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既然如此，从逻辑上说，作为刑法分则第五章的保护法益，当然不能排除财产性利益。其次，财产性利益是法所保护的一项重要利益，将其作为盗窃、诈骗罪对象，具有现实的妥当性。再次，从刑法与民法的关系来考察，刑法也应当保护财产性利益。当民法不足以保护所有权、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时，就需要刑法保护。最后，刑法的相关规定表明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诈骗的对象。问题在于，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是否属于类推解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作者认为，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一，盗窃、诈骗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所以，有必要对“财物”作广义或扩大解释。其二，由于盗窃、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本身具有明显的法益侵犯性，将其作为盗窃、诈骗罪处罚，容易被一般人接受，因而不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其三，此解释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刑法》第2条、第13条）是协调的，不产生任何矛盾。

再如，在擅自进入他人股票账户进行高进低出操作，造成他人直接经济损失的案件，其行为是否属于毁坏财产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关于毁坏财产罪中的毁坏，在国外刑法理论中存在不同主张。包括效用侵害说和有形侵害说。作者赞同效用侵害说，认为，对《刑法》第275条规定的“毁坏”的理解，不能单纯以人们的日常用语含义为根据，而应注重刑法规定故意毁坏财物罪所要保护的法益。虽然对毁坏的解释超出了日常用语含义，但只要没有超出该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又能实现刑法的目的，就应当采取这种解释。

再如，将车票变造后出售获利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第227条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有观点认为，刑法分则一般将伪造与变造并列，而《刑法》第227条仅规定了伪造，伪造与变造的含义也不相同，“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5日《关于对变造、倒卖变造邮票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变造行为亦应依照刑法第227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将这两者不加以区分，显然是类推解释”作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并非类推解释。理由是：我国刑法分则中，伪造的概念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包括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第二，包括无形伪造与无形变造。第三，包括有形伪造与有形变造、无形伪造与无形变造。当刑法分则就同一性质的行为并没有明确区分伪造与变造时，将伪造解释为包含变造在内，并不属于类推解释，因而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再如，在组织男性从事同性卖淫活动案中，如何解释《刑法》第385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卖淫”中的“卖淫”行为？同性之间能否存在卖淫行为？认为该行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的观点认为，无论是大众理解，还是权威解释，卖淫一般都是指妇女出卖肉体，没有把同性向同性提供性服务的行为理解或认可为组织卖淫罪中的“卖淫”行为。作者认为，认定该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并非类推解释。第一，“一个词的通常的意义是在逐渐发展的，在事实的不断出现中形成的。因此，当一个看来是属于某一词的意义范围内的事物出现时，它好像就被自然而然地收纳进去了。这个词语的词义会逐渐伸展、逐渐扩张，直到人们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将应归入这个词名下的各种事实、各种概念都包含了进去。”第二，人们习惯于认为，卖淫是指通过发生性交以获取经济利益，又认为，同性之间不可能发生性交，所以认为同性之间不可能存在卖淫。但是，这种限定本身就不合适，且性交概念的内涵也会发生变化。如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刑法都将插入阴道、肛门以及口腔的行为视为性插入。第三，刑法分则条文并非界定具体犯罪的定义，而是以抽象性、一般性的用语描述具体犯罪类型。刑法分则所描述的犯罪类型虽然有一个固定的核心，但没有固定的界线。第四，解释者不能固守将卖淫限定为异性之间的先前理解，而应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要善于从社会生活事实中发现法。第五，不可否认，从现实生活中，一般是向异性卖淫，而且主要是女性向男性卖淫。但是，这只是事实，而不是规范。从生活事实中发现法律的真实含义，绝不意味着将某些事实强加于规范，以某种事实限制法律规范。第七，认定同性卖淫的成立，并不产生与刑法相关法条不协调的问题；即使存在处罚空隙，也不是承认同性卖淫造成的。

再如，将打开电脑才能看见，而关闭电脑则不能看见的淫秽视频认定为淫秽物品，是否属于类推解释，是需要讨论的问题。问题在于，能否将“作为信息的图像数据”本身认定为淫秽“物”？对此，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作者认为，虽然司法解释已经规定淫秽视频、音频系淫秽物品，但其实，能否将视频、音频解释为淫秽物品，是值得研究的。作者认为，虽然《刑法》第367条第1款列举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是有体物，但其列举的“图片”则不限于有体物。因为在汉语中，将某个视频称为图片，没有超出图片一词可能具有的含义，不会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既然《刑法》第367条第1款列举的“图片”包括无体物，那么，“其他淫秽物品”也能包括无体物，所以，淫秽的音频文件属于淫秽物品。